據《證券日報》記者獨家統計，去年以來截至1月6日，銀保監會以及地方銀監系統針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違規行為已經至少開具并披露了近3500張“2018款”罰單(注：作出處罰的日期屬于2018年)。其中，銀保監會開具20張，地方銀監系統開具逾3450張。鑒于罰單披露必然的“滯后性”，至少有逾百張罰單“在途”，也就是說，實際的處罰決定數量將突破3500張。

“商業銀行對于一線員工行為準則的規范還是比較完善的，甚至如今也結合了科技手段，但是實踐中管理難度確實比較大”，某上市銀行人士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原因之一就是違規獲利高但成本較低，多數員工違規的結果僅僅是被辭退、罰款或行業禁入。”

“有一些違規行為肯定是因為‘背任務’太重”，某股份制銀行位于二線城市的支行業務人員對本報記者坦言，“如果考核標準過高，一線員工不借助些手段真的很難達標。”

罰單披露加速

去年四季度以來新增1400張

部分商業銀行或許還在竊喜自己的“這波違規操作666”，但實際上，監管罰單已經“及時送達”。

據《證券日報》記者統計，截至1月6日，銀監系統披露出來的“2018款罰單”數量已經接近3500張，其中銀保監會披露20張，監管局披露近千張，監管分局披露近2500張。而據本報記者統計，截至去年前三季度披露出來的罰單數量約為2100張，也就是說，僅去年四季度以來披露出來的罰單數量達到了1400張，其日均披露量顯著高于去年前三季度。

從近年來的情況看，2017年以來，監管罰單的數量逐年遞增，甚至是幾近倍增。在商業銀行收到的眾多罰單中，涉及擬上市銀行IPO“窗口期”以及新上市銀行的罰單受到了廣泛關注。

從監管動向來看，擬上市銀行違規的成本可能會增加。《證券日報》記者注意到，發審會近期對于擬上市銀行所面臨的新增行政處罰風險關注度明顯提升。多家擬上市銀行被發審會問及“報告期內歷次行政處罰是否涉及重大違法違規”，或“現有業務中是否存在較大可能被認定為違法違規并且面臨整改”之類的問題。

區域分布不均

河南監管“出手最重”

據《證券日報》記者統計，去年36個銀監機構全部開具罰單。

其中，2018年開具罰單最多的是河南省，河南監管系統開具了334張罰單;山東省排名第二位，監管系統合計開具的罰單數量也達到了290張;湖南省排名第三位，罰單數量超過280張;此外，四川省、陜西省、浙江省和江西省銀監系統開具的罰單均不低于170張。

對比去年前三季度的情況來看，各個地區罰單數量排名的變化不大。去年前三季度，開具罰單最多的是山東和河南的銀監系統。

當然，上述數據的統計時間節點均是以行政處罰作出的時間為標準，并不代表違規行為發生所在時間。從部分明確了違規行為發生時間的罰單內容來看，有的罰單雖然是去年開具的，但相關的調查或檢查工作已經應該是之前就已經進行;另一種情況是多年前的違法違規行為由于某種原因，在去年被查實并處理完畢。因此，罰單數量并不能簡單地與限定時間內違規行為高發直接劃等號。

但是，如果部分地域的銀行業機構在較長時間內持續收到高于全國均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且監管部門的披露口徑相差不大(目前多數監管機構是‘分開式’罰單——向違規機構與對應責任人各自作出處罰;少數監管機構采用‘一攬子’罰單——將對違規機構與對應責任人作出的處罰披露在同一張罰單上)，才可以明確罰單數量與違規行為的正相關。

強監管持續

各類“潛規則”浮出水面

由于不同區域監管機構對于行政處罰案由披露的詳細程度不盡相同，因此，罰單涉及的違規手法可謂五花八門。

如果拋開披露口徑的細微差別，商業銀行的違規套路也不外乎信貸業務違規、同業業務違規、票據違規、違反審慎經營違規銷售、違規流入樓市股市、資金被挪用、違規收費、存貸掛鉤、違反國家宏觀調控、違規保管、信披違規、公司治理不達標(高管任命不合規、不盡責、關聯交易違規等情況較多)、信息科技風險管理存在缺陷等幾個大的類型。

其中，信貸業務違規所受處罰的數量最多，該種行為也包括部分罰單中的以貸轉存等方式虛增存款、違規授信等案由;同業業務違規是去年監管的核查重點之一，之前很多的“潛規則”——例如隱性擔保、借同業資管通道違規處置不良資產等行為也浮出水面;票據違規經過前幾年的整治，數量和占比雖然有所減少，但是仍十分“搶鏡”;而違規銷售行為通常涉案金額較小，但是違規行為針對的客戶群體可能比較廣，對于銀行商譽的影響也比較大。

還有一些銀行違規的“主觀能動性”較強，屬于“故意犯規”。例如，去年三季度末披露出來的一張罰單顯示，某被處罰主體的主要違法違規事實(案由)是“偽造存單”，該當事人受到的處罰是“取消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終身，禁止終身從事銀行業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違規行為具有地域集中度高的特征。例如，票據違規中比較常見的“辦理無真實貿易背景的銀行承兌匯票業務”等違規行為，多發生在華東、華南等經濟發達、外貿交易多的區域;而“存款變保單”等違規行為多發生在三、四線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區。

當然，部分商業銀行亂收費、存貸掛鉤的“痼疾”猶存，且此類違規行為跨越地域，在多地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