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女兒李媛媛的絕筆信后，家住甘肅省定西市的李志宏再也坐不住了。他拽上女兒，前往公安局報案。

在過去一年多里，因為李媛媛在大學期間一筆3000元的“貸款”，老李一家原本平靜的生活被徹底打亂。他們收到了來自陌生電話號碼的恐嚇信息，也收到了女兒的不雅照，連家門口都被人潑上油漆，寫上“欠債不還，天理不容”的字樣。

鄰居們圍上來，相互打聽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老實了一輩子的李志宏連頭都不敢抬。他抵押了房子，又向親戚朋友借了一圈錢，先后幫女兒還掉58萬元的貸款，但剩下的11萬，他再也湊不齊了。

此時，貸款的違約金、滯納金與日俱增。深深懊悔中，李媛媛想到了一死了之。

被套住的大學生

出生于1997年的李媛媛，就讀于山東某高校。一次意外中弄壞了室友的手機，因為擔心父母責怪，李媛媛決定自己處理這件事情。

通過手機廣告推送，李媛媛找到一個名為“分期樂”的線上貸款平臺，業(yè)務員陳某也主動加了她的微信。很快，第一筆數(shù)額為3000元的貸款順利下放。

一個月后，除了每月生活費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李媛媛開始違約，“分期樂”的催收員便將這筆債務“轉讓”給了另一家貸款公司。在“套路貸”的專業(yè)術語中，這一操作叫作“平賬”。

實際上，兩家公司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有時甚至是同一個老板，“就像將右口袋的錢還到了左口袋。”

此后，這樣的“轉讓”在55家公司一再上演，而原本3000元貸款，也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從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15個月里，增長到69萬元。

在提交給警方的材料中，李媛媛寫下10多位經手業(yè)務員的名字，并陳述了這樣的事實，“借9000元還6萬元，只因逾期1小時”“胡某某與胡某某是一家，孟某某介紹的吳某某”。

“剛開始是小額，之后就是大額，還不清就有‘過橋’(高利息)。”由于害怕，李媛媛一直捂著這件事，直到恐嚇信息接連出現(xiàn)在家人、朋友的手機上。

“我們這幾天就開始收拾他(她)，讓你還在外面躲著可以，家里留人我們收數(shù)”“你孩子在外面的錢再不還，我們捉到他，把他(她)舌頭割了，腿打折了，讓他(她)乞討”。

看到這樣的短信，遠在老家的李志宏被嚇壞了，他四處籌錢，想填補這個窟窿。但一系列恐嚇、羞辱，并沒有就此停止。甚至在報案后，他還陸續(xù)收到了催收信息，“今(天)下午我們開兩輛車帶十幾個兄弟到你家，讓你孩子準備好。”

層層設計的圈套

接到報案后，蘭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反電信網絡詐騙偵查大隊迅速展開調查，走訪全國多個地市，并一舉打掉位于合肥、天津的2家貸款公司。

根據(jù)“反電詐”偵查大隊大隊長趙志軍的介紹，天津這家名為恒逸建筑工程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恒逸”)雖然打著咨詢公司的名號，實際上卻擁有“米貸金融”“租租俠”兩個線上貸款平臺。從2017年11月25日辦理第一筆貸款開始，短短一年時間，“套路”了960多名在校大學生，其中18~23歲的本科生占到90%以上。

“套路貸”如此猖獗的原因，在于高額回報率。一位犯罪嫌疑人詳細記錄了每筆貸款的提成。例如，一筆3000元的貸款，加上人力成本是3450元，而4735元是最低回收限額;而另一筆4100元的貸款，最終回收了10620元，催收員拿到了1601元的獎金。

在抓捕20余名嫌疑人后，趙志軍和同事總結出套路貸的常見“套路”，“具有嚴密的層級”。

據(jù)介紹，一個貸款平臺一般分為5個層級。第一層是中介人員，通過網絡發(fā)放各類貸款廣告;第二層是客服人員，需要了解貸款學生資金需求，收集個人信息;第三層是審核組，確認貸款學生身份真實性，核實父母的電話以及每月固定生活費;第四層是合同制作組;第五層是財務放款組。

“這些平臺會看人下單。”趙志軍舉例，比如不會借給農村單親家庭的孩子，不會借給公檢法院校的學生，以及父母是公檢法單位工作人員的學生。

與此同時，一些網絡平臺的信用積分也成為套路貸審核放款的重要依據(jù)，“一般要求芝麻信用在550分以上。”

為了洗清“高利貸”的嫌疑，“套路貸”會在合同制作上“煞費苦心”。“最早借助‘陰陽合同’‘虛增債務’‘制造資金走賬流水’‘轉單平賬’等方式‘洗錢’。現(xiàn)在已經將借貸合同偽裝成租賃合同。”

學生只是誘餌，家長才是目標

在5個層級的緊密配合下，有資金需求的大學生很快會鉆進“套路貸”的圈套。1個月后，便是貸款平臺的“收網”時間。超過還款時間1分鐘，就至少收取500元的滯納金，此后，每天加收5%的利息。

為了催款，這些非法網貸平臺會對貸款學生頻繁進行電話、短信騷擾，并向其父母朋友發(fā)送催款信息。

在另一位受害人張霞提供的資料中，她就先后遭遇各種“軟暴力”，有被技術合成的與陌生人親熱的照片，還有擺在靈堂上的“遺照”。甚至有群發(fā)信息，上面寫著“得了性病，需要捐助醫(yī)藥費”“爸爸死了，到某地吃喪酒”。

同時，催收組還會強制貸款學生說出手機的客服密碼，通過通信公司調取通話記錄，確認主要聯(lián)系人。“一般在手機通訊錄上，查找10個號碼。5個是最常聯(lián)絡的人，另5個是‘豹子號’。”“套路貸”公司的催收組總結出規(guī)律。

“豹子號”就是與貸款學生不會經常聯(lián)絡，但擁有“6”“8”等吉祥數(shù)字的號碼。“被騷擾久了，常用聯(lián)系人或許會變更號碼，但‘豹子號’的主人不會輕易換號碼，而他們的身份大都也是受害學生父母的同事、朋友。”此時，網貸公司催收人員會購買手機轟炸服務，最終迫使“豹子號”的機主向貸款學生的父母施加壓力。

這一招屢試不爽，愛面子、珍惜孩子前途的家長大都會“乖乖”還錢。但在貸款本金與利息陸續(xù)回流時，“套路貸”的套路還沒有走到盡頭。撤銷借條費、撤銷資料費又是新的支出，“從300元到無限多。”趙志軍說，這筆收費屬于敲詐勒索。

“學生只是誘餌，等他們上鉤，錢就由父母來還了。”一位犯罪嫌疑人告訴辦案民警。有時，他們甚至會用“提起訴訟”的方式逼迫貸款學生還錢。“制作合同時，已經將借款合同變成了租賃合同，在雙方明曉利害的前提下，這份合同具備法律效力。法官再同情你，也只能相信證據(jù)，而不是你的眼淚。”

從受害者到加害者

在蘭州警方盤點的近千例大學生貸款“被套路”案例中，受騙大學生分布在各大高校，貸款的理由五花八門。有人貸款深造，有人貸款創(chuàng)業(yè)，有人貸款看病，但更多人寫的是周轉與個人消費。

就讀于江蘇某高校的王鑫磊貸款是為了交學費。由于家境貧寒，上大學后，王鑫磊不想為家庭增加負擔。一次偶然機會，他接觸到網貸平臺，并順利貸出3000元。一開始，王鑫磊計劃通過勤工助學還清貸款，但很快這筆錢變成了9萬元。

在陸續(xù)還掉4萬元后，王鑫磊的父母再也拿不出多余的錢。為了能將剩下的欠款一筆勾銷，在貸款平臺業(yè)務員的游說下，王鑫磊于2018年5月辦理休學，加入了恒逸公司。直到前不久，王鑫磊被刑事拘留后，他的父母才知道兒子早已輟學。

“原本是來報仇，現(xiàn)在反而被抓進來。”“反電詐”偵查大隊刑警焦志恒轉述了王鑫磊的供詞。

在2018年12月20日，警方打掉天津這一犯罪窩點的當天，還有一名大學生在應聘這家公司的中介人員。“拉1個算1個掙提成，慢慢抵消自己所欠的貸款。”

但大多“套路貸”機構的存活壽命都極為短暫。“一些工作人員會覺得‘昧良心’而迅速辭職，公司也會屢屢變換名稱和辦公地點。”經過警方長達半年的偵查，李媛媛接觸過的55家公司，不少已經“人去樓空”。

然而，“套路貸”仍以網狀結構不斷擴散。有打出低息廣告、專門收集信息、轉賣信息的平臺，也有蜂擁而來的業(yè)務員，更有在借款人無法償還貸款情況下，推薦新平臺的金融中介。“就像一個篩子，對貸款學生層層盤剝。”趙志軍打了一個比方。

即便還清貸款，“套路貸”造成的影響也不會完全消除。在報警后，李媛媛暫時打消了自殺的念頭，卻一直敏感、多疑。在與焦志恒的交流中，她說自己“心都涼了”“是人是鬼分不清”。

目前，蘭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反電信網絡詐騙偵查大隊對于多家網絡貸款的偵查正在加緊推進中。但在大隊長趙志軍看來，“套路貸”在短時間內還將盛行，“學生想要脫離父母的訴求沒有變，魚目混珠的商家出現(xiàn)了，他們會鉆一切空子，將你套進去。希望大家擦亮眼睛，選擇正確的貸款機構。”

“有17%的電信詐騙，借助代辦貸款、網上辦理信用卡的名義進行。”蘭州市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印發(fā)的《反詐攻略》給出相應數(shù)據(jù)。

為此，趙志軍建議，廣大青年學生要樹立正確的消費觀，不攀比、不虛榮。在日常學習生活中，如有資金需求，首先和父母多溝通，其次要到正規(guī)的金融機構辦理貸款業(yè)務，“一定不要輕信所謂的無抵押貸款”。

此外，要謹慎簽訂借款合同，留存證據(jù)。在遭遇詐騙后，第一時間報警，注意防范對方暴力恐嚇、騷擾滋事等討債行為并取證。

在趙志軍看來，徹底根除“套路貸”亟待多方努力，“監(jiān)管部門也要提高開辦貸款公司的門檻，關停虛假廣告、將不符合資質的貸款平臺納入黑名單，進行取締、追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