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伊始，以堅決實施沿海發展戰略為重要標志，國家拉開了非均衡發展的序幕。該戰略迥異于傳統的均衡式(俗稱撒胡椒面)布局模式，集中財力、物力、人力，特別是含金量極高的政策，向沿海地區特別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傾斜，并且通過經濟特區等政策，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形成了沿海開放地帶和工業城市群。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形成了東部沿海地區整體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和高速發展態勢。這一時期的政策特點是放權讓利，效率優先，地方逐漸有了一定的自主權，主體地位開始得到確立，經濟活力得到激發，也為區域經濟的形成奠定了經濟基礎。

之后，我國客觀上出現了東、中、西部經濟差異發展，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也逐漸顯現，收入差距過大、地區保護主義盛行、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開始出現。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戰略漸次實施，我國經濟總體上形成了以四大板塊經濟和三大發展戰略為主要內容的區域統籌發展格局。

2013年以來，我國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區域格局的總體態勢是東西兩翼帶動中部崛起，從而形成陸海統籌、東西互濟、面向全球的開放新格局。“絲綢之路經濟帶”向外對接歐、亞、非國家，向內覆蓋中西部省份多個城市群，承擔著充分發揮中西部省份地緣優勢、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重任。“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覆蓋了三個國家級城市群及區域性北部灣城市群，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

在經濟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地區差異時，為了盡可能避免這種差異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一是在發達程度相對較低的地區培育新增長極，二是在更高的維度對各地區重新定位。

經濟發展需要人力、資本、區位等各種要素，每個地區所具有的要素稟賦是不一樣的。以東部沿海地區為例，在我國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時，東部沿海地區具有的區位優勢能夠在國際貿易中得到充分發揮，這也是過去幾十年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西部地區的區位優勢則要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后，在向西開放時才得以體現。

此時，西部地區要迅速抓住發展機遇，就需要若干區域發揮帶頭作用。比如設立蘭州新區，就是要打造城市群作為向西開放的重要載體，使這些城市群成為帶動整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增長極。

在東部地區內部，其實也存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比如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都是重要的經濟帶，而其周邊地區的發展程度則相對落后。但是經濟集聚和城市擴張是發展的客觀規律，一個地區只要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超過了起飛階段，就會逐漸形成自我發展的能力，不斷積累有利因素，為進一步發展創造有利條件，這就是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極化效應。

在新時期，這種極化效應最顯著的表現就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城市群的形成是發展的自然產物，不能為了低層次的均衡發展而抑制城市群在要素集聚等方面的優勢，而應該重新審視城市群和周邊地區的關系，并對二者重新定位。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增強其他地區在保障城市安全、生態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讓更多人口融入城市群經濟，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發展中營造平衡。

總而言之，在新形勢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就要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調整完善區域政策體系，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增強創新發展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