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曉紅/文轉眼間，人民幣匯率走勢就刷新了市場認知，似乎央行的首次降外準暫未扭轉局勢。

昨天，當離岸人民幣兌美元（CNH）升值至四年來的最高水平時，我們還在問：虎年，人民幣之威能否持續？

今天，央行就出手下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以避免人民幣過快貶值。過去一周，人民幣匯率貶幅將之前8個月積累的升值悉數吐回，人民幣單周貶值幅度創2015年“811匯改”以來的之最。央行擔憂國內資產價格與匯率形成下跌螺旋，恐誘發金融風險，但政策上，此次降外準的信號意義強于實際作用。

昨天與今天的時間跨度不過一兩個月：2月21日的CNH為6.3277，與之對應的A股上證指數近3500點；4月28日的CNH報6.6632; 上證指數4月25日一度跌破2900點，市場甚至喊出了“2800點保衛戰”。盡管匯市與股市并無線性因果關系，但若對照A股與人民幣匯率走勢，會發現它們具一定相關性。

那么，到底發生了什么？連續兩年升值的人民幣匯率不再堅挺——2022年4月開啟雙向波動模式，全年走勢或穩中偏軟。

俄烏戰爭、美聯儲政策緊縮、國內疫情反復、全球供應鏈沖擊等背景下，囿于城市封控，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某些國際投行亦調降中國經濟增速。一時間，經濟基本面趨緊。俄烏戰爭爆發初期，人民幣匯率一度走強，那是因為尋求避險的歐洲資管機構，包括俄羅斯方面購買人民幣資產所致。

誠然，國際貿易順差主導的市場供求驅動下，2021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繼上年大漲6.9%之后再漲2.3%，實現了美元指數反彈下的“二連漲”。同理反觀，2022年國際收支層面，其對人民幣匯率的支持亦明顯減弱。

市場焦慮人民幣貶值或加劇資本流出，包括加大輸入性通脹壓力，制約貨幣政策空間，外債償債承壓恐引發外債風險等。因此，當下的匯率貶值風險存憂。這種不安從央行的及時出手的舉措中亦可見一斑。

但市場及監管是否過慮？其實，相對其他非美貨幣，人民幣匯率不算太弱。今年以來，美元指數漲幅超7%，創2020年3月以來的新高；CNH跌幅4%。而全球諸多經濟體的匯率紛紛暴跌，主要貨幣中跌幅最慘的是日元，迄今為止下跌近11%，創20年新低。所以，僅此而言，人民幣匯率仍相對穩定。

某種程度上，持續兩年升值的人民幣雙向波動起來，未必不是好事。去年央行曾兩次出手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旨在抑制人民幣匯率過快升值，市場亦同樣反應積極。其時，央行甫一出手，人民幣連續升值勢頭隨即暫緩。

可見，也許人民幣小幅升值或貶值并無大礙，只要其在合理均衡區間波動，管理層甚至樂見其成。但升幅或貶幅的速度不能太快，否則可能會誘發風險。

何況，中國央行的穩匯率“工具箱”品種多且見效快，諸如啟動逆周期因子、調整外匯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遠期售匯風險準備金、收緊離岸人民幣流動性、加強資本項目管制等七道防線。

意味深長的是，4月26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5590,調貶681個基點；這暗示央行并未入場干預，仍基本由市場說了算。而匯率市場化改革亦要求央行不予干預，除非市場出現可能波及系統性風險的異動，需要開啟危機模式。

不過，我們也看到，似乎這次央行發出的信號作用可持續性不強。4月28日，即央行宣布降外準的第三天，CNH的跌幅仍不小，當日最高跌至6.6556 。這也意味著，近期影響匯率變化的“國內疫情及美元指數走強”兩大因素掣肘甚大。接下來就看昔日承受過“破7”壓力測試的人民幣匯率之彈性與韌性如何，能否足以抵御這次聚合沖擊。

照說今非昔比，得益于中國民間國際資產負債狀況的大幅改善，人民幣無序貶值的可能性不大。但考慮全球經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險峻宏觀時刻，受戰爭、饑荒、疫情肆虐等疊加效應的影響，當下的金融市場風險防范不容小覷。

市場預測本輪人民幣匯率或將貶至 6.8-7.0，此區間可能也是市場主體及管理層的心理關口位置，當然也要看貶值預期及速度如何。一旦“破防”，即使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央行定會適時出面干預，以穩定預期。

央行之憂也好，市場之慮也罷，不管怎樣，經濟基本面才是真正主導人民幣匯率變化的重要因素。當務之急還要是要穩出口穩生產；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增長，確保關鍵領域供應鏈產業鏈的穩定。類似的“基礎設施”穩住了，關乎宏觀穩定器的匯率也就穩了。

標簽： 人民幣匯率為何不再堅挺 中央銀行 離岸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