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遇到的所有問題，大體上都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叫做節奏性問題，一類叫做結構性問題。兩者區分的標準，就是看一個問題發生的底層原因到底是短期的隨機性外因，還是長期結構性內因。

例如生活中，你太太最近比較焦慮，而你團購時忘記買雞蛋被你太太罵了一頓，這是節奏性的；但如果你們總是因為小事情的偏差而不斷爭執，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這就是結構性的。

再比如在投資中，你看到一個特別好的方向而忽略了創始人的明顯缺陷，這個風險可能是節奏性的；但如果你長期低估“人”作為企業發展的主要矛盾，高估趨勢帶來的紅利，這個風險就成了結構性的。

我們生活和投資中的絕大部分的痛苦和迷茫，都源于對這兩個問題的誤判。

比如一個企業的兩個合伙人頻繁發生矛盾，其實是性格內因的不合適，我們卻將每次“分歧”歸結為節奏性外因，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直到最后雙方疲憊不堪，分道揚鑣，這就是犯了將結構性問題誤判為節奏性問題的錯誤。

反之，針對一些隨機事件進行過度的反思和總結，從而得出的一些自以為超越常識的深奧道理，實則是將節奏性問題夸大為了結構性問題。

我們需要理解，無論是人、關系、企業，都是有機體，這些有機體都有各自的周期，這些周期既含有結構性規律，也有節奏性特點。因此我們在對規律保持洞察時，要防止落入“隨機”的陷阱，如果過度回應隨機事件，節奏性問題就可能會演化為結構性問題。

但另一方面，當一些“隨機”性變化發生的時候，我們要審慎分析可能蘊含的結構性影響，不能草率地將其歸為節奏性問題。就像冬天終將過去，但并非所有的生命都能重生。

人如此，生活如此，國家亦如此。

最近國內外發生了很多重大宏觀事件，例如最近的俄烏戰爭，今天大部分討論都是圍繞平民、傷亡、戰疫展開的，他們對俄烏兩國都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不過在我們來看，這些其實都是“隨機性”的外因。

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這次沖突帶來的烏克蘭人口結構變化以及歐洲難民問題。這些問題才是重要的結構性問題，它們可能會長遠影響地烏克蘭、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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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啟示

說起難民，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敘利亞。因此在討論俄烏戰爭之前，我們不妨先復盤一下敘利亞。

從2011年反政府示威游行開始，今年已經是敘利亞內戰發生的第十二年了，戰爭直接導致了超35萬人的死亡，670萬人的流離失所，人口結構的一致性被破壞，國家的經濟發展陷入結構性問題。

2011年前，敘利亞還是一個擁有2,100多萬人口的“健康”國家：不到74萬的老人，占總人口的3.51%，不斷增加的新生人口，讓這個國家看上去生機勃勃；而7年之后，新生人口銳減，國家總人口下降為不到1,700萬，其中老人的數量還在持續增加，大量勞動力人口作為難民逃離了國土。

敘利亞在戰爭前后的人口結構變化（萬人）

從兩張圖中可以看到，相比于戰爭前，30歲以下的青年數量銳減，戰爭就像一把刀，削掉了人口金字塔上本該延伸出去的年輕人們，同時也削掉了這個國家的未來和希望。

作為人才、經濟和創新中心的大城市，同樣陷入人口流失的泥沼中。敘利亞最大的城市阿勒頗，在2004年人口普查時擁有212萬人口，而到2021年人口僅剩160萬，遠不如戰前水平；而首都大馬士革也剛恢復到2004年的150萬人口。

這樣的結果，是一個國家陷入結構性危機，喪失了長期發展的生命力造成的，不是通過其他國家的援助能夠解決的。

截至2021年，敘利亞國內總失業率達9%（其中25歲及以下的青年失業率達25.3%），此外戰爭徹底摧毀了敘利亞的中產階級，在戰前中產階級占敘利亞人口的60%，但今天僅余10%到15%，而與之呼應的是高漲的貧困率，達到了史無前例的 90%。

難民帶來的人口結構和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僅僅限于本國，即使發達的國家也不能幸免。距離敘利亞2,800公里的德國是歐洲最大的難民收容國，截止2020年底，德國共收留121萬難民（還有20萬正在尋求庇護），難民占德國總人口比重近2%；其中敘利亞難民最多，達74萬，占總人口的0.89%，目前已成為德國第三大海外群體。

在德敘利亞難民人口總數與人口占比（萬人）

種族問題，難民問題，讓本就岌岌可危的德國經濟不堪其擾，直接影響是加重了德國的社會福利負擔。自2015年后德國的難民福利支出始終居高不下，其中2016年達到最高94億歐元。據聯邦政府披露，2020年有關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的綜合財政預算約為229億歐元，占當年總預算的0.45%。

綠洲還注意到，受限于語言不通、教育程度不足，大部分難民很難在當地順利就業，同時大量涌入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表現為德國國內右翼仇外勢力的同步崛起。在2014-2016年難民潮期間，德國境內針對難民庇護所的刑事犯罪數量激增，從2014年的199起增加到2015年的1,031起和2016年的995起.

德國境內針對難民庇護所的刑事犯罪案件數

一次沖突，整個歐洲的結構陷入危。這也就理解了這次烏克蘭戰爭中德國和法國的積極調停，要知道，烏克蘭基輔距離德國柏林只有1,200公里。同時，烏克蘭的人口數量基本是敘利亞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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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危機

如果我們感嘆于敘利亞危機所帶來的國內及他國長期結構性人口災難，那我們就該可以識到，烏克蘭的災難才剛剛開始。

縱觀歷史，烏克蘭一直飽經風霜，他經歷過二戰，經歷過蘇聯解體，以及如今正在經歷與俄羅斯的戰爭。而每場重大事件的延伸，都在深深傷害這個國家賴以生存的長期人口結構。綠洲研究過很多國家的人口結構圖，說起這種圖，你或許想象頂多是數量上的差異，圖片的形狀應該都是一樣的才對，其實不然。

烏克蘭在二戰后與蘇聯解體后的人口結構變化（萬人）

有的國家人口結構會通過各種移民政策動態調整，結果是國家幾十年如一日的永葆青春，例如新加坡；有的國家則會讓你忍不住潸然淚下，感慨于國家風霜和生命力的逝去，例如烏克蘭。

縱使將敘利亞和烏克蘭放在一起，你也能感受到烏克蘭的問題。首先是不均的性別比例，女性居多，2021年，總人口為4,347萬，其中女性人口數量2,332萬，占比53.7%；其次是失衡的年齡結構，老人眾多，老齡人口數量753萬，占比為17.31%。這樣的人口結構，往往與勞動力不足、經濟增長疲軟相連。自94年后烏克蘭人均GDP持續低于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且差距在不斷擴大。

2021年敘利亞與烏克蘭人口結構對比（萬人）

烏克蘭與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對比（2010年不變價美元）

烏克蘭的貧窮不僅僅體現在國家整體結構上，也體現在精英階級上。在烏克蘭，凈資產不到1億美金就可登上國家福布斯排行前100，2億美金就可躋身前50，首富身價約40億美金，全球排名不到前700位。

而從人口地域分布來看，烏克蘭人口主要分布在中部的首都基輔（296萬人口）、與俄羅斯臨近的哈爾科夫（143萬人口），以及當前與俄羅斯沖突的前沿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共有約130萬人口）。而這些城市也因為俄烏戰爭成為人口和人才流失最嚴重的城市。

烏克蘭境內城市人口分布圖

自2022年2月24日俄烏問題爆發以來，已經有約421萬烏克蘭人逃離烏克蘭，要知道，敘利亞戰爭10多年來難民數量也就不到700萬。聯合國難民署（UNHCR）表示，這是歐洲自二戰以來增長最快的難民危機。

同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數據稱，戰爭爆發的一個月以來，已有430萬兒童（占該國750萬兒童人口的一半以上）流離失所，是自二戰以來最快的大規模兒童流離失所事件之一。

烏克蘭難民累計人口（萬人）

而這一次，無疑整個歐洲受到烏克蘭難民的沖擊，將遠遠大于敘利亞難民的影響。

就上文的德國為例，目前戰爭不到2個月，承接的烏克蘭難民數量已經到了24萬，接近敘利亞難民的三分之一，然而他僅僅是難民流入第八的國家，最多流入的波蘭和烏克蘭直接接壤，接下來難民還可能途經波蘭進入到其他國家。作為一個擁有超過4,000萬人口的國家，烏克蘭的難民數可能超過1,000萬人，而這些難民將更深遠地影響歐洲主要國家的人口結構。

歐洲各國累計接收烏克蘭難民數（大于5萬人次）

綠洲瀏覽了烏克蘭多個歷史時期的人口結構圖，試圖找到他最好的時刻。實際上歷史中的烏克蘭并非沒有機會，比如下圖這張2000年的他，外部因為貿易的繁榮帶來GDP的蒸蒸日上，恍如一個30歲的青年，登上世界的大舞臺，熱情洋氣，無限機遇，充滿生命力。

2000年“年輕的”烏克蘭人口金字塔（萬人）

然而20年后的今天，本應承擔社會核心角色的30-45歲這15年的人口力量，將在這次戰爭中，一去不復返。而這些難民的流動將對周邊歐洲國家造成進一步影響，最終深遠影響歐洲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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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如果這場戰爭無法得到有效控制，那么烏克蘭的危機才剛剛開始。比戰爭直接導致的傷亡更可怕的，是其伴隨而來的烏克蘭、波蘭、德國等國結構性持續惡化，歷史告訴我們，這種創傷往往幾代人都難以修復。

其實，節奏性的問題和危機并不可怕，因為變化往往孕育機遇。無論小到市場的情緒恐慌還是大到國家的戰爭沖突，都蘊藏變化和機會。真正可怕的，是因為節奏性問題進而導致了結構性問題，最后時間不再是朋友，生命力也因此流失

我們講長期主義，這個前提是結構性優勢的不斷延伸和優化。世間的愚者，往往為了應對節奏性問題而犧牲結構性根基。而真正的智者，則善于利用節奏性問題，筑造結構性優勢，利用外因來改變內因，這大概就是道家所說的“借假修真”吧。

國家如此，投資如此，社會亦如此。

標簽： 從人口結構看俄烏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