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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

文│蔣立場、宋正凱

1933年的“廢兩改元”和1935年的法幣改革，是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前10年間在幣制領域實施的兩次重大改革，其在近代中國貨幣金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種種因素，在華的外資銀行與這兩次幣制改革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

外資銀行與“廢兩改元”

近代中國通貨領域最初以銀兩、制錢流通為主，隨著中外往來增多，外國銀元逐漸流入中國。“外國銀元的流入，雖然促進了中國的幣制改革，但是這種改革極不徹底，從1910年到1932年間，仍然和以前一樣，照樣是銀元、銀兩平行制。在這種畸形的貨幣制度下，銀元適用于零星交易使用，而大宗交易仍然使用銀兩，事實上銀元是銀兩的輔幣”。

自1932年以后，針對通貨領域銀元趨多、銀兩漸少的局面，社會各界要求南京國民政府進行“廢兩改元”的呼聲一時間高漲起來。但是，在華外資銀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反對“廢兩改元”。當時，上海一地的外資銀行曾推舉代表以書面形式向南京政府財政部表明態度，以政府鑄幣費用不足為由，主張須待10年或20年之后，才能實行“廢兩改元”。但是究其真正原因，近代中國的鑄幣材料大條銀，大多自海外進口，其中又多由外資銀行經手。外資銀行可以自由運進大條銀，并自由鑄造銀兩流通市面，進而得以掌控中國貨幣金融之命脈。如若銀兩的通貨地位一旦廢除，將使外資銀行失去了一個操控中國幣制金融的重要手段。這才是外資銀行反對“廢兩改元”之關鍵所在。

船洋

1933年4月5日，南京政府正式發出公告，自次日起廢止銀兩流通。上海一地中資銀錢業“遵令自四月六日起，不復用銀兩，一切外匯價格概按銀元計算，以前訂定匯兌交易按銀計者，亦一律按每百元合七十一兩五錢之定價折合銀元，所有銀行對顧客一切銀錢關系，如往來存款、定期存款、儲蓄存款、放款、透支等之前用銀兩計算者，亦一律自六日起按定率改用銀元”。但是，外資銀行“于最初三日內，初不愿效華商銀行之所為，但經詳細討論后，外匯市價亦決議五十一改以銀元為標準”。接著，上海一地外商銀行公會規定，以6月30日為期，“凡過期后，如仍愿繼續存銀者，概不計息；如于期前改存洋碼者，則照洋息計算”。隨后將此項議決案通告各業存戶。可見，基于種種因素，外資銀行初始時反對“廢兩改元”，但是面對中國幣制改革之大勢所趨，外資銀行不得不順應時勢，進行自我調整。

外資銀行與法幣改革

1935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實施法幣政策之前，面對市場銀價的內外懸殊，外資銀行暗中從事運出白銀牟取暴利的活動。迨法幣政策頒行后，圍繞自身庫存白銀移交兌換法幣問題，各外資銀行之間又呈現出一番復雜的情形。

1933年12月和1934年5月，美國政府先后頒布了《銀購入法》、《白銀法案》，在國內外市場公開購買巨額白銀，并規定美國貨幣之金銀準備，白銀應占25%（原來為12%）。結果，世界市場銀價迅速上升。1933年，銀1盎司值1先令5便士，1934年11月，增至2先令1便士，到1935年4月，更增至3先令。由于中國市場銀價比國外市場偏低，這導致中國境內白銀源源不斷外流。在1934年10月之前，中國現銀逐月流出量日趨增多，特別是該年8月間，現銀外流量達到了最高峰。自1934年10月南京政府開征白銀出口稅及平衡稅后，現銀瘋狂外流的勢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總體而言，1934年間，中國現銀外流量是非常驚人的，總額達2.5億元左右。同年，就上海一地中外銀行機構現銀存量比較，中資銀行的現銀存量變化不大，但是外資銀行的現銀存量則呈現逐月下降之勢。因此，運出白銀者，主要是外資銀行。據有關史料記載，1934、1935年間，在華所有的外資銀行，“沒有一家不從事這項投機買賣（即運銀出口），其中匯豐銀行運走的數字最大”。當時，外資銀行每裝運現銀1000萬元出口，即可獲利200到400萬元，甚為可觀。北平、天津兩地的花旗銀行為了分攤運銀出口的暴利，彼此之間曾經一度產生了糾紛。

1935年11月3日，南京政府正式頒發《財政部改革幣制令》，宣布“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等。根據南京政府公布的《兌換法幣辦法》，從1935年11月4日起，在3個月內，各地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共團體和個人持有的銀幣、廠條、生銀、銀錠、銀塊及其他銀類，均應就近交各地兌換機關換取法幣；各代理機關，如中央、中國、交通3家銀行委托之銀行及其他支行或代理兌換機關收兌的銀幣、廠條、生銀等，應即送交附近的中央、中國、交通3家銀行兌換法幣。

據中央銀行發布的報告，截至1935年10月底，在華外資銀行庫存現銀的總額約為4088.4萬元，其中以匯豐銀行為代表的英商各銀行（包括麥加利、匯豐、有利、大英等銀行）庫存現銀計1395.8萬元，占總額的34.1%；以橫濱正金銀行為代表的日商各銀行（包括橫濱正金、臺灣、朝鮮、住友、三井、三菱等銀行）庫存現銀計1164.6萬元，占總額的28.5%；以花旗銀行為代表的美商各銀行（包括花旗、大通、美國運通等銀行）庫存現銀計566.2萬元，占總額的13.8%；東方匯理銀行庫存現銀計331.3萬元，占總額的8.1%。因此，在庫存現銀移交兌換問題上，英日美等國在華銀行機構是否積極予以配合，在較大程度上關系到國民政府法幣政策能否順利實施。

中、中、交、農四行所發行的法幣

1935年11月3日，即法幣政策頒布之當日，南京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即致電駐美公使，望轉告美國財長勸導花旗、大通兩銀行移交庫存白銀。但是，外資銀行對于移交庫存白銀一事抱有遲疑的態度。11月7日，上海外商銀行公會召集理事會，出席者有麥加利、匯豐、橫濱正金、花旗、東方匯理、華義、華比、荷蘭及德華等9家銀行的代表。會議經過討論，大多贊同花旗銀行的提議，應該通知中國政府，對新法幣制度表示協助（即承認接受作為法幣的中央、中國、交通3家銀行的鈔票），但是不能立即交出白銀。后經南京政府一再斡旋，除日資銀行外，多數外資銀行準備將存銀移交中國政府。但是，由于日本在華勢力暗中阻撓破壞，英美等國在華銀行移交庫存白銀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其中在日本侵略勢力比較猖獗的華北地區，外資銀行移交庫存白銀的經過最為艱難，由最初時的準備南運移交，到最后的就地移交等，可謂一波三折。直至1937年3月以后，在華日資銀行的庫存白銀才開始陸續移交。

南京政府法幣政策實施前后，在華外資銀行圍繞庫存白銀問題，不同外資銀行之間，同一外資銀行的異地分支機構之間，以及外資銀行整體的前后態度等進行比較，表現異常復雜。這種紛亂局面的背后，其實是各家外資銀行對商業利益、政治形勢等的綜合考量，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各國政府對華執行不同的外交政策，也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國際關系的復雜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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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幣制改革背后 竟然暗藏政治與資本的博弈與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