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克宇律師在十多年執業生涯里，直接或帶隊辦理過近千件行政案件。他深切地感受到，除了專業與責任心之外，行政案件中當事人律師的一個重要價值，就是為雙方建立有效溝通，盡最大可能化解對抗，從而讓談判協商一致成為可能。

今天，北京觀邦律師事務所主任郎克宇律師，向記者講了多年來他為當事人居間與對方展開“談判斗爭”并取得勝利的故事。

用法律建立對話，化解矛盾

多年來，郎克宇律師非常有感觸：面對行政機關的不合理的做法，一些當事人在情緒激動之下實施了過激手段，最終把有理變成了沒理，有時候人還身陷囹圄，釀成更大的悲劇。

在南方，有個村子鄰近城市主干道，政府要拆。但給的錢，當地老百姓用它買不起房。當地政府的做法有不少不合法之處，一些老百姓激動之下用農具等打傷執法人員，導致多人獲刑。

“不說錢了，人都進去了。老百姓冤枉不冤枉？確實冤枉，但作為律師，我不能說法院判決有問題。只能說，維權手段不得當，會導致既把房屋丟了，又受了牢獄之苦。”

郎克宇律師說，執業這些年，他每每看到這些的事，扼腕之余，心中對當事人的責任感和義務心就會多上幾分。

許多當事人說，和郎律師接觸，踏實。根據多年的律師經驗，本著對當事人高度負責的態度，他面對無論多么讓人“壓不住火”的案子，也都會告誡當事人保持理性，“不能因為心里有火就去碰高壓線”。

律師代理包括征地拆遷在內的行政案件，打官司不是根本目的，真正實現當事人的合法訴求才是目的。要做到這一點，律師代表當事人與拆遷方的溝通談判、協調處理，與庭審上的交鋒同等重要。而很多時候，這是取勝的關鍵。

“天理人情國法，尤其是我們中國這種社會，要考慮法條不是生硬的，不是冷冰冰的，每一個法條都要細品它背后的味道。法律后面，是有極大的人情的，有解決事情的靈活性。”郎克宇律師說。

郎克宇曾辦理過這樣一起案件：南方沿海某地，單元樓面臨拆遷，拆遷戶一氣之下搬到頂層，用鐵架子將窗戶封死，要與樓共存亡。此時刻，郎克宇律師上樓與當事人同吃同住，每天讓同事用繩子從樓下吊一些食物和水維持生活，一方面與當事人充分溝通并取得信任，根據現有的法規和證據情況，他幫著當事人將拆遷訴求在法律范圍內調整到最優，另一方面與當地拆遷方不懈溝通。三天后，在郎克宇律師的努力下，拆遷方和他協商出最終的解決方式，當事人的訴求得到滿足，也避免了極端事件的發生。

“為什么律師可以消解對抗，讓雙方協商和解，當事人利益得到滿足？因為律師更懂當事人，也更懂拆遷方的心思，同時也懂得如何居中協調溝通。”郎克宇律師說。

“老百姓，不是為了對抗而對抗。但他們對對方已經不相信了，沒法直接談了。這時候，經驗豐富的律師，就是最好的溝通橋梁。

而代表當事人與拆遷方溝通協調談判，很多時候比打官司更耗費心力，更需要智慧、情商和責任心。

“拆遷方有自己的立場和當地的政策，百姓有安身立命的需要，雙方的需求存在天然矛盾。如果做不好溝通協調工作，矛盾越演越烈，最后吃虧的還是老百姓。”

“所以，律師得像心理咨詢師一樣，理解他們的需求，用法律化解矛盾，建立對話，再到協商，最后握手言和。”

法律技巧結合心理洞察 多次“以弱勝強”

郎克宇律師將溝通談判與法律手段相結合，將法律實戰技巧與各方心理洞察相結合，多次代表當事人“以弱勝強”。

海南某縣農村，黃某五兄弟接到鎮政府一紙通知，稱其未經審批建造樓房違法，責令7天之內自行拆除，否則強制拆除。黃家幾經斟酌考察，專程從北京委托了郎克宇律師團隊為全家人維護權益。

鑒于案情緊迫，郎克宇律師立即從北京直飛海南，在對當地情況進行調查并與當事人充分交流后，迅速起草律師建議函發給了當地縣政府和鎮政府。在律師函中指出鎮政府的通知認定事實錯誤，所建房屋無許可手續系當地政府職能部門的原因導致，同時還提到一個當地政府不得不顧慮的情節：黃家房屋系祖傳宅基地上翻建，且已居住多年，如果認定為違法建筑拆除，整個村甚至整個街道的房屋都是類似房屋，該如何處理？

郎克宇寫的律師函，客觀、中肯，不但從當事人利益出發，也摸準了對方了脈。發出后，政府部門非常重視，一改以前步步緊逼的姿態，重新約黃家人談判協商，并最終簽下各方都感到滿意的拆遷安置補償協議。而案件從接受委托代理到拆遷協議簽訂，僅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有人認為運用法律手段才有技術含量，溝通協調，是很簡單的事。這完全是想當然。在直面拆遷方時，會遇到各種危險和責難。如果律師沒有為當事人盡職盡責的決心，可能堅守不住。”郎克宇說。

郎克宇說，這么多年，他辦理的近千件案件讓他真切地感受到，綜合運用法律手段，能給當事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幫助。“這就是我再苦再難，也愿意堅持信念的初衷。我也是草根出身，我知道當事人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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