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國民黨在軍事上敗局已定、政治上危機四伏、經濟上更是出現了全面崩潰的跡象。把經濟推向崩潰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抗戰勝利之初，國民黨接收、掠奪的日偽產業和外匯黃金的儲備隨著內戰的消耗已經所剩無幾，財政開支只能依靠大量發行紙幣維持，致使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

抗戰勝利之初，國民黨依靠接收日偽產業使其財力達到了頂峰，共計擁有外匯9億美元、黃金600萬兩（約合4億美元）、法幣40000億元（約合10億美元）。蔣介石認為依靠這筆巨額的財富，足以用于發動內戰的消耗。但解放軍越戰越強，到了1947年2月的時候，國民黨的這些資產已經消耗了三分之二，到了10月份黃金、美元的儲備只剩下3億美元，用不了多久就會告罄。與此同時法幣的發行量也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到了1948年8月發行總量已經達到了660萬億元，單張面額500萬元的法幣也赫然問世。

隨著法幣的泛濫，物價也如同脫韁的野馬一般飛速上漲，此時的物價水平已經達到一石米5800萬元，一個燒餅要3萬元，法幣如同廢紙一般，百元紙鈔被當做冥幣或者手紙，連乞丐都拒收千元以下的鈔票。

瘋狂的通貨膨脹進一步瓦解了國民黨的統治。首先國統區的經濟因物價飛漲而陷入空前的混亂；其次低收入群體入不敷出使得生活水平持續下降，對國民黨的反抗情緒也日益嚴重；再次惡性的通貨膨脹使國民黨內部的貪污腐敗進一步加劇。

國民政府在抑制通貨膨脹的同時，為了進一步搜刮民財與解放軍做困獸之斗，決定實施幣制改革。

1948年8月19日，國民政府頒布了《金圓券發行辦法》，主要內容：1、發行金圓券替代法幣，并以1:300萬的比例進行金圓券與法幣的兌換。2、所有人持有的外匯和黃金必須限期兌換成金圓券。3、各地物價要凍結在8月19日的水平上。

頒布了這些法令之后，國民黨當局更是宣稱：“幣制改革如同割去身上發言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康復，割不好則同歸于盡，這次改革只準成功不準失敗。”

發行金圓券進行幣制改革已經注定了其失敗的結局。20億元的金圓券以國民政府發布兌換法幣的比例，已經超過了市面上流通法幣總額的近10倍之多，本身就是一種膨脹的、毫無價值可言的紙幣。但國民政府認為，只要用暴力的經濟管制，把物價強行壓制在8月19日的水準上，就可以避免重蹈法幣的覆轍。而想要通過幣制改革達到搜刮黃金、外匯的目的，則更離不開暴力。所以幣制改革從一開始就是靠暴力來強行推廣的。

上海是推行金圓券和搜刮黃金外匯的主要地區，但上海的資產階級力量也很強大，許多大資本家都與國民黨政要有著直接的聯系，想要在這里濫用暴力也絕非易事。因此蔣經國親任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在8月20日滿懷信心地來到上海。他首先建立了一個15000人的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作為經濟管制的基本力量并且宣稱：“在經濟管制的過程中，只打老虎不拍蒼蠅，要好好的干一場給上海人民瞧瞧。”

上海的經濟管制在這種濃濃的火藥味下拉開了序幕。

經濟管制是為金圓券的發行服務的，其主要目的有兩個，第一就是搜刮人民手中的黃金、外匯，把其兌換金圓券；第二平抑物價，維持金圓券的價值。

收繳黃金外匯是蔣介石最關心的問題，他每天都要詢問上海的收繳進度。蔣經國為了加快收繳步伐更是對一些資本家說：“你們誰手中有多少黃金、多少美鈔我都清楚，如果不悉數上繳，就按軍法處理。”

上海銀行公會理事長李馥蓀、上海銀行總經理戴銘禮等人準備拿出1000萬美元應付一下，蔣介石得知后氣的破口大罵：“上海銀行界的領袖們手中怎么可能只有這些錢，他們與二三十年前一樣，只愛金錢、不愛國家。”

隨后李馥蓀的浙江第一商業銀行被下令查封，戴銘禮被送上了特種刑事法庭；林王公司經理王春哲以私套外匯罪名被下令處死，行刑時被各大報紙用大篇幅進行了報道；此外還有眾多資本家以窩藏黃金等罪名被送進了監獄。為了更快地掠奪，蔣經國甚至直接指使人員闖進銀行搶奪黃金外匯。一時間上海人心惶惶，眾多資本家被迫交出手中的黃金外匯、百姓迫于淫威不得不把手中的黃金外匯兌換成毫無價值的金圓券。

根據美國白皮書的統計，1947年時中國私人持有的黃金、外匯約有5億美元。國民黨在幣制改革一個多月后，已經掠奪了約2億美元的黃金外匯，占總數的五分之二。

與掠奪黃金外匯同時進行的是強迫凍結物價、禁止囤積貨物，并規定凡是積壓超過3個月的貨物一律沒收。糖業公會、紙業公會、雜糧公會等理事長被強行扣押作為人質，迫使這些行業按照限價拋售貨物。短短70天的經濟管控期間，全市的工商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有些資本家不甘心虧本暗中抬價，這也給了很多地痞流氓敲詐勒索的機會。因此當時有人說：“大多數商店的業務，每天就是應付敲詐的流氓，任何一個揚言要去舉報的人，都能成功地勒索到一筆可觀的錢財。”

在實行經濟管控的過程中，蔣經國的工作作風確實與其他官員不太一樣。他經常接見市民，而且還經常微服私訪了解真實的情況。對于犯法的官員他也敢于處罰。例如財政部秘書陶啟明因為經濟犯罪被判處了死刑。

一系列的經濟管控最初來看似乎還是有一點效果的，到了9月底，市面上的物價并沒有太大的波動，一些報刊更是吹噓：“國民黨有金圓券和蔣經國兩張救命王牌，經濟管制一定會為上海乃至全國創造一個新生。”經過不斷地炒作之后，有些不明真相的市民真以為經濟管控取得了成功，還把自己的傳家之寶交了出來換取了金圓券。

然而暴力的手段不可能改變市場的規律，更不可能挽救國民政府的一系列危機。正如當時的一個經濟學家所預言的一樣：“市面暫時出現的穩定，是依靠暴力手段維持的，而并非是經濟調控，它是社會經濟陷入蕭條的前奏。”

以下幾點原因，注定了經濟管控與金圓券的發行必定失敗。

第一，國民黨堅持內戰，財政消耗巨大。當時國民黨財政支出的70%用于內戰，隨著國民政府統轄的區域越來越小，財政收入也逐步降低，因此只能依靠大量發行貨幣來維持巨額的財政支出。金圓券發行了僅一個月的時間，就已經達到當初要發行20億金圓券的上限，這個壓力是市場上完全無法承受的。同時濟南被解放軍攻克的消息傳到了上海，人們對于國民政府僅存的一點幻想也消失殆盡，到了10月初上海就出現了搶購的狂潮，甚至連棺材都被一搶而空。

商家既不敢關門，又想把損失降低，因此想出了種種辦法減少損失，甚至連紐扣都一粒一粒賣。此外搶購的狂潮迅速蔓延至北平、天津、漢口等多地，市面上幾乎已經沒有東西可以買，所有交易都轉入到地下，黑市物資上漲的價格是8月份的數十倍。這個事實表明通過暴力手段進行經濟管控的手段已經失效。

第二，經濟管控違反了市場的規律，如果長久下去，必然會導致經濟的全面崩潰。金圓券本身就是膨脹的紙幣，其真正價值遠遠低于其面額價值。由于上海物價被嚴格管控，外地漲價的物資如果進入，商家還以8月19日的限制價格出售，必然會虧本。外地商品進不了上海，本地商品又越來越少，這就造成了雖然物價穩定，但無貨可售的尷尬境地。一些商人為了囤貨，高價從外地購買了物資之后，裝上火車在鐵路線上來回躲藏，寧可多花運費也不把物資運到上海。

上海的工廠也是一樣，如果采購外地上漲的原材料，加工出成品以后按限價售賣也一定會陷入虧損的境地，因此不得不停工。雖然蔣經國曾聲稱如果工廠停產，政府決心接管，但根本無濟于事。到了9月中旬，上海的工廠已經停工了近7成。如果再堅持下去，必定會導致生產的停滯和商業的萎縮，這恰恰與蔣介石想要解決經濟危機的意愿背道而馳，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第三，暴力的經濟管制加劇了國民政府內部的矛盾。國民政府在8月19日剛剛宣布了限價政策，財政部卻以增加稅收為名宣布卷煙、進口啤酒等7種商品增稅70%至100%，強迫這些商品漲價，糧食部門也極力反對糧食限價。蔣經國氣得破口大罵：“你們處處貪小，將來必失其大。”

蔣經國為了殺雞儆猴拿地方官員開刀，更是引起了很多官員的不滿。蔣經國剛來上海不久，上海市長吳國楨就請求辭職，他帶有諷刺的口吻說蔣經國比自己更適合當市長。淞滬警備司令則酸溜溜地對蔣介石表示，由蔣經國兼任司令，定能加強管制力量。對于這些高官從中作梗，蔣經國也無可奈何。

經濟管制之初，人民群眾強烈要求蔣經國要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清算豪門權貴的違法行為。一些報刊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次幣制能否改革成功，關鍵要看豪門的錢能不能拿出來。”這個豪門則直指孔宋兩大家族。

對此蔣經國曾立下豪言壯語：“不畏權勢的壓迫，不受金錢的誘惑。”這句話似乎是蔣經國抱著必定成功的決心說出口的，但實際上他的這句話對于孔、宋兩大家族根本沒有作用。同樣宋美齡、閻錫山等人在上海囤積的大量物資蔣經國也不敢過問。對此人們氣憤地說蔣經國只敢拍蒼蠅，不敢打老虎。

這些事實充分說明，幣制改革想要依靠暴力取得成功完全是癡人說夢。他無法斬斷國民黨內部利益集團的裙帶關系，更不會創造出奇跡。當時國民黨內部已經腐敗至極，對于其中大多數人而言，追逐私利的重要性要遠遠超過維護整個國民黨集團的利益。而幣制的改革，又不得不依靠這些人來共同完成；同時幣制的改革又觸犯了商人與百姓的利益。商人無貨可賣，百姓無貨可買；商人怨聲載道，百姓民怨四起。掏空家底兌換來的金圓券，如同廢紙一般。

10月28日，南京行政院針對幣制改革的問題專門開了一次會議，參會者紛紛承認幣制改革徹底失敗，三天之后南京正式宣布取消限價。此后金圓券如同決堤的江水一瀉千里、徹底泛濫，其結果比法幣更慘。

歷時70天的經濟管制無疑給上海的人民帶來了一場巨大的災難。正如當時的一家報紙說得那樣：“這70天的時間里人們經歷了從未經歷過的恐怖景象，各階層的人民上到富商下到黃包車夫，全部都被國民黨狠狠地咬了一口，甚至被洗劫一空，但國民黨的腰包卻鼓了起來。”

這次失敗的幣制改革，讓國民政府的名譽徹底掃地，同時也在民國的歷史上留下了丑陋的一筆。

標簽： 國民黨幣制改革 發行500萬面額大鈔 百姓掏空家底換來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