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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銀行生意的基本模式說起。這里所說的銀行，是指可以吸收公眾存款的儲蓄銀行，也稱為特許銀行。因為這種銀行在哪個國家都不是可以隨意開辦的，需要領取國家頒發的特許牌照。你說他們是壟斷也可以。

銀行的生意是這樣的：左手從儲戶那里拿到錢（銀行的債務），右手借給來貸款的人（銀行的債權）。銀行掙什么錢呢？掙的是這之間的利息差。當然，還有一些手續費、賬戶費等其他收入，但銀行基本的業務模式就是賺取利差。

其他的企業經營時一頭是債，另一頭是商品或者服務。銀行卻兩頭都是債，這邊向儲戶承諾，那邊接受貸款人的承諾，這樣的結果就是，銀行天生就是一種非常不穩定的結構。他們永遠無法擺脫兩種風險。

風險一：貸款人違約，沒有按時還款。這樣，銀行就無法向儲戶支付利息及本金。兩個承諾都泡湯了。這被稱為信用風險。

風險二：銀行要把儲戶的存款期和貸款人的借款期一一匹配。如果銀行攬到的儲蓄都是一年期的，發出去的貸款卻都是十年期的，那就麻煩了。一年過后，如果有儲戶上門取錢，會發現銀行金庫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大堆放貸合同。這被稱為流動性風險。

從基本業務模式來說，銀行可以空手套白狼，一分錢都沒有就開張做生意，只要他們確保貸款人都按時還錢，并把儲蓄和貸款的期限完美匹配。顯然，這在現實中是根本做不到的。

所以，銀行不但不能空手套白狼，還得事先準備好一大筆錢才能開業，這就是股東投資，也稱為股權資本。如果貸款人還不上錢，銀行要拿投資人的錢來補償儲戶，也就是用實實在在的資本應對信用風險。

怎樣應對流動性風險呢？銀行不能把存款都放貸出去，要留出一部分作為準備金——準備著儲戶隨時來取錢。準備金占存款總額的比例叫做準備金率。目前我國這個比例是百分之十幾，上下會有浮動。

銀行采取的這兩種方法，可以緩解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銀行仍然是一個非常脆弱的結構。從本質上來說，所有銀行都永遠處于資不抵債的“瀕臨破產狀態”。

不僅如此，銀行的應對之策還引出了新問題。投資人把錢放在銀行，雖然得到了股權，但銀行的內部人，也就是經理人員，會有動機勾結貸款者把錢弄出去，變成壞賬，然后侵吞。反正虧的是投資人的錢，內部經理人自己可是賺得錢包鼓鼓。棘手之處在于，投資人不可能時時刻刻防范內部人。

再有，雖然股東投資可以應付一些貸款違約，但真要出現大面積貸款違約，那錢也根本不夠。類似的，準備金可以應付日常儲戶提款需要，但如果大量儲戶來取錢，就會出現銀行最害怕的“擠兌”。銀行的滅頂之災就來了。

可見，雖說所有企業都需要財產權的法律保護，但銀行對財產權法律保護的要求格外多。股東需要政府頒布監管銀行內部人的法律，需要通行的會計準則和監管機構，需要財產評估和抵押機制，需要法庭和警察來執行貸款合同。儲戶則需要政府的存款保險制度，確保自己的儲蓄不會一夜之間灰飛煙滅。

除了這些銀行本身的財產權需要法律保護以外，一些伴隨著全球貿易出現的金融工具，也對法律保護有高度的依賴，比如匯票和支票。如果國際貿易只能通過金銀貨幣來進行，人們就要把大量金銀貨幣跨洋翻山地運來運去。匯票、支票的出現，大大減少了這些麻煩。各家銀行結算了這些票據以后，只需要運送凈額的少量金銀貨幣即可。

這些票據，只是一張張紙片。人們為什么愿意用整車整船的貨物，換一張小紙片？就是因為相信國家法律能夠確保票據被執行，相信違法者會受到制裁，自己的貨物不會打水漂。這就要求國家有能力制定和實施關于金融票據的種種法律。

實際上，遠洋國際貿易、特許銀行、民族國家差不多是同步發展起來的。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們的互相需要。而且，誰也不可能一夜之間就從無到有地打造出高效的法庭、誠實的警察、準確的房地產和商業登記。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然需要大量的時間和成本。這就解釋了后發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困難所在。所以，實現成功追趕的國家，屈指可數。

放債人自古就有，可能古埃及就有了吧，但吸收公眾存款的儲蓄銀行卻完全是個現代產物。在國家能力不強的傳統社會，是不可能出現這種銀行的。索馬里無意之中做了一個社會實驗。1990-2011年間，索馬里差不多處于無政府狀態。在此之前，索馬里有儲蓄銀行，但在那個無政府期間，索馬里的儲蓄銀行消失了。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一個政府有了銀行所需的各種保護財產權的能力，包括制定和執行監管銀行內部人的法律，強制執行各種貸款合同的能力，法庭和警察也都很能干，能有效處理各種復雜的經濟問題，有存款保險制度，可以制止儲戶的擠兌，能夠維持銀行經營所需的種種社會條件，這樣一個強大的政府，其權力也必然足以掠奪銀行資產。

因此，除了上述那些財產權問題以外，銀行還面對一個最大最難的財產權問題：怎樣既享有政府的保護，也防止來自政府的掠奪？沒有政府的法律保護，根本就不會有銀行，但如果政府掠奪太多，銀行也無法生存。

當然，在現實中，無論是那種類型的國家，都有自己的儲蓄銀行，沒有被政府掠奪殆盡，原因就在于，銀行離不開政府，政府也離不開銀行。

儲蓄銀行出現初期，以英格蘭銀行為代表，政府主要需要銀行幫助發行國債，籌措戰爭經費。另外，銀行在遠洋貿易上的作用，對商人很重要。政府當然也需要遠洋貿易帶來的種種收益和國家權力的擴張。政府、商人、金融家，事實上構成了一個互助三角。

那么，到了今天，基本上不打仗了，遠洋貿易也早已成熟穩定。政府對銀行的需要是不是不那么強烈了呢？

恰恰相反。雖然現在不打仗了，但政府對銀行的需要卻比過去要強烈得多。在當代社會，銀行已成為政府整合各種社會群體、分配權益的重要工具。政府通過銀行，收買一些人，討好一些人，暗中剝奪一些人，向另一些人輸送利益，實行廣泛的權益再分配。

這其中的具體手段包括：對抗商業周期、收取通脹稅、直接放貸給政治盟友的企業、為關鍵選區的特定行業融資、人為增加就業、投資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扶植戰略產業、發放小企業信貸、學生貸款、資助住房項目等等。在這方面，不分意識形態，全世界的政府有很大的共同性。

而且，政府的很多政策，是以犧牲銀行業的穩定和效益為代價的，比如，雖然法律上說政府應該制裁沒有及時還款的違約貸款人，但如果貸款人在政治上足夠重要，政府就會說服銀行承擔壞賬。

存款保險制度，實際上是把儲戶的損失在全體納稅人之中分攤。這種制度的關鍵在于分攤是“默默進行”的。納稅人比儲戶要分散得多。畢竟，如果選民畢生的積蓄化為烏有，政府卻說自己無能為力，這樣的政府前景堪憂。

而且，很多納稅人同時也是儲戶。作為個體，他們很難看清復雜政治博弈中自己的利弊得失。但政府和銀行的關系，正建立在非常復雜的政治博弈之上。政府財政、選票、經濟增長、銀行投資人、內部經理人、貸款人、儲戶、納稅人、需要救助的特定群體、高收入群體、外國人……數不清的群體和利益，通過銀行和政治糾結在一起。離開政治，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一個國家的金融和銀行的。

最重要的是，政府和銀行之間的這種關系，即使是在理論上，也不可能找到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政府和銀行，注定將在相愛相殺中長期共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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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微信公眾號：李子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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