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觀點 

　　立法的寬容不應成為逃避刑罰的避風港 

　　本案徐秀芳在被作出收監決定前或暫予監外執行期屆滿前,通過與他人發生性關系反復懷孕、哺乳,故意以此逃避收監執行的結果。南京市中級法院最終經慎重決定,對徐予以收監執行。筆者以為,南京中院的做法應予肯定。 

　　修改后刑訴法將適用暫予監外執行的對象范圍進行了擴大,增加了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懷孕或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這呼應了憲法“尊重和保障人權”主旨,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同時也與世界刑事立法的通行原則相一致,進一步保障了胚胎、嬰兒獲得母愛的完整性。從社會學角度講,婦女懷孕、哺乳承擔了一定的社會責任,對懷孕和哺乳期婦女不予羈押、暫予監外執行,是法律給予懷孕、哺乳婦女一定的刑罰減免,也是現代社會權利與責任平衡理念的體現。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刑訴法規定對懷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可以”適用暫予監外執行制度,并沒有排除特定條件下“可以不”適用的情形,即保留了該制度適用的底線。本案徐秀芳多年來以惡意懷孕、哺乳為手段規避法律監管就是對這一良善之法底線的突破。 

　　由于暫予監外執行存在的利益是顯而易見的,故難免發生通過惡意懷孕、生育、哺乳(包括基于收養、繼養關系發生的哺育)以獲得不被羈押、暫予監外執行的情形。盡管在實踐中此類情況屬于小概率事件,但是依然會對法律秩序產生影響,會對法律的“剛性”執行帶來挑戰。 

　　面對這種情況,筆者認為應秉持以下兩個原則: 

　　第一,在有確實證據證明行為之“惡意”性之前,只能依據法律規定,接受一定程度讓渡實體真實的代價;當人權保護與懲罰犯罪出現價值沖突時,“保護”的位階順序優于“懲罰”,比如不能通過強制終止妊娠等行為來制裁惡意逃避羈押行為,以此充分彰顯刑罰的人道性與謙抑性。 

　　第二,對于確屬惡意規避法律的情形,應排除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惡意規避法律不是對法律的崇尚與尊重,而是對法律的藐視與破壞,是對法律精神的反諷。所以,通過惡意懷孕、哺乳來鉆法律空子,其行為不應受到法律的保護。本案中,與徐秀芳發生關系并使其受孕生子的幾名男子的身份都與涉毒人員有關聯,也就是說,徐秀芳極可能利用自己暫予監外執行的條件,與犯罪分子接觸,甚至有可能在毒品犯罪中發揮作用。南京市中院將其收監執行,也是對預期風險的有效防止。 

　　立法的寬容不應成為不法者逃避刑罰的避風港,對“惡意”避法行為的縱容不僅褻瀆法律精神,也會引起其他罪犯的效仿,最終對社會產生不良影響與導向作用。基于目前現狀,可以考慮如下應對措施: 

　　強化證據意識,嚴格審查證明材料,防止虛假懷孕、惡意懷孕及哺乳現象發生。因現代法治理念是“從行不從心”,所以,法律上的“故意”有時很難認定。實踐中對于證明女性罪犯通過懷孕、哺乳以逃避羈押之“惡意”的證據多為間接證據,而間接證據的證明機制需要經過復雜的邏輯推理,需要司法人員根據“主觀(動機)見之于客觀(行為)”的規律,運用經驗法則作出判斷,并在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謹慎適用刑事推定。同時,也需要司法機關對于已收集和掌握的證據及時提取、善于鑒別和有效保全。 

　　加強相關部門間協調,健全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管機制,在女性罪犯暫予監外執行的情形消失后,及時將其收監,執行剩余刑罰。 

　　弘揚人道精神,對于因惡意行為而被收監的孕婦或乳婦,對其本人及需要哺育的子女均應合理安置。本案中,徐秀芳的四個孩子目前都得到了妥善照管。 

　　為方便監管,也為了保護胎兒及嬰兒利益,考慮為孕婦及哺乳期女性罪犯設立相對隔離的母嬰室等特殊罪犯羈押和改造場所。 

　　完善立法,規范監外執行的適用與撤銷,考慮以暫緩執行代替暫予監外執行制度。由于暫予監外執行是對滿足條件的罪犯不予關押而委托一定機關監管的刑罰執行方式,暫予監外執行的期間是計入服刑期的;而暫緩執行是對罪犯暫停刑罰執行,待不能執行的原因消失后再予執行,故暫緩的期間不會在刑期中扣除。這樣,對于意圖通過懷孕等方式獲得暫予監外執行以逃避羈押的罪犯,無疑是有效的回擊。(遼寧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毛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