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批戰國竹簡由清華大學校友購歸，入藏清華大學，稱為“清華簡”。經清理統計，總數是2500枚，內容多為歷史典籍。其數量之多、保存之好、內容之重要，在歷來出土竹簡中罕有其匹。從發現至今，己出版《清華大學藏戰囯竹簡》七冊，在世界學術界引起轟動，也形成了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杜勇教授在多篇單論基礎上寫成的《清華簡與古史探賾》（科學出版社2018年3月版）一書，體現了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我的專業是商周考古，并不專門研究簡帛文字，但因和作者相識多年，有幸先睹為快，成就了一個學習清華簡的絕好機會。斷斷續續用半年多時間讀完書稿，收益頗多，現將體會一一寫出，與大家分享。

由表及里 去偽存真

除緒論和結語外，全書共分三編十二章。從緒論可以看出，該書雖是散列論文的集錄，實際上卻貫穿一條主線，即從竹簡內容的辨偽入手，在解決了可信度基礎上再一一展開對具體所記歷史內容的考證尋繹，從中提煉出上古史上一個個真實可信的歷史“實際”。清華簡是戰國中期傳寫的作品，這已由學者們的研究和碳14測定結果得到肯定。但多篇竹簡所記西周尤其是周初的內容是否當時確是如此？在長達數百年的傳抄過程中，難免有漏記、缺失、刪改、增補、改寫等，不敢保證一仍其舊確為當時實錄。作者明確提出：“不能因為清華簡是出土文獻，就認為它所記錄的一切都可信為真。其實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一樣，其真實程度和史料價值如何也是需要認真加以鑒別的……如果認為凡出土文獻其史料價值都高于傳世文獻，可以照單全收，或者遇到史事與傳世文獻相異或矛盾之處，即以出土文獻為依歸，這都不是科學的態度……顯然，要使出土文獻真正成為研究上古文明的珍貴史料，由表及里、去偽存真、考而后信的探索過程是必不可少的。”我認為這是實事求是的正確態度。

上編即辨偽篇，共分四章，以辨偽為宗旨研究了清華簡《尹誥》《說命》《耆夜》《保訓》等篇。第一章分析了《尹誥》與《咸有一德》的關系，提出《咸有一德》在《書序》和《殷本紀》中所列次第，充分說明本篇為伊尹誥湯之文，此與清華簡《尹誥》的內容若合符契，構成二者同為一篇文獻的二重證據，同時也說明今傳孔傳本《尚書》以《咸有一德》為伊尹誥太甲之書必為偽作。同時，還借此梳理了“清人《咸有一德》辨偽的學術理路”，給學術研究中如何做好“辨偽”以啟迪。第二章分析《說命》即《傅說之命》，確認清華簡《說命》即先秦兩漢文獻提及的古本《說命》，與今傳孔傳本《古文尚書》之《說命》有本質差別。這一論斷的得出固然重要，但作者由《尹誥》到《說命》的辨偽過程及由此提出的“清華簡重啟對古書的反思”，同樣值得大家重視。第三章從《耆夜》的紀年方式和內容考證論定，清華簡《耆夜》并不是一篇真實記述史實的古文獻，而是戰囯時期楚地士人虛擬的一篇詩教之文。第四章通過對《保訓》的語言特征、陰陽觀念、中道思想的分析，認為其并不是史官實錄的真正的周文王遺言，而是戰國前期假借文王名義的托古言事之作。

征史稽古 考而后信

中編是征史篇，重點研究《厚父》《皇門》《祭公》《芮良夫毖》所反映的西周政治史，多有真知灼見。如對《厚父》，考證簡文中“王若曰”之王既非夏王，亦非商王，而是西周武王。又如，從遣詞造句、語言特征考證《皇門》是“周公東征返朝后，將處理朝政的重點轉向封藩建衛、制禮作樂、營洛遷殷等治國要務時發布的一篇重要誥辭”；從文獻記述、考古發現、銅器銘文和楚簡文字多方面結合研究，強調周制五門說雖流行近兩千年，實則缺乏根據，不可盲從。再如，通過十個例證與金文互校說明《祭公》篇不是后世托古之作，而是西周中晚期史官整理成篇的古文獻；并就簡文所涉三公之制提出新說，認為三公是天子輔弼大臣的通稱，不以三人為限，三公諸臣通常有一人為首席執政大臣，三公合議制具有民主執政色彩。而對《芮良夫毖》，則通過簡文《芮良夫毖》 與《詩經·桑柔》五個方面的比較，提出兩者藝術水準高下懸殊，《桑柔》出自王朝卿士芮良夫手筆沒有疑義，但《芮良夫毖》的作者并非芮良夫，而是在后來流傳過程中被附會成芮良夫的作品。至于厲王對犬戎、淮夷的戰爭和“周厲王好專利”等問題，書中均有深入分析。

下編為稽古篇，意在通過對清華簡《尹至》《尹誥》《赤鵠之集湯之屋》《程寤》《金縢》《楚居》等篇內容的辯證分析，發掘其中可以說明古史真相的材料。作者對以往有關伊尹的種種傳說加以分析，提出“伊尹既非有莘氏人，亦非庖廚出身的媵奴，而是與王族同姓的殷氏支族——伊氏首領”，“為滅夏興殷大業作出了杰出貢獻”，是名副其實的第一功臣的論斷。書中認為《程窹》并非出自先周或周初史官之手，很可能是數百年后戰國時期的作品。篇中涉及“所謂文王受命，既非受殷王嗣立之命，亦非受封西伯之命，而是受皇天上帝之命以取代殷人對天下的統治。文王受命、稱王、改元三位一體，奏響了東進伐商的序曲”。另外，在肯定“《金縢》的制作年代當在周室東遷之后，而不晚于孔子之前的春秋之中世”的前提下，作者對武王開國在位年數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至于《楚居》，則認為其反映了楚人源于中原，后遷丹陽，立國江漢的史實。

互證互校 綜合考量

以上不嫌辭費把閱讀該書的體會一一寫出，既是我讀后的匯報，也是想借此機會告訴讀者能從中學習到什么、受到哪些啟發。

首先，需要在認識上走出一個誤區，不能認為出土的就是可信的，“其真實程度和史料價值如何也是需要認真加以鑒別的”，對傳世文獻如此，對出土文獻也應如此。我們在做夏商周斷代工程時形成的一個共識就是要對文獻做可信性研究，不能輕易拿來就用。該書正是如此，各篇均是先考訂其流傳經過和年代，然后再判斷其內容的真實程度而決定如何采用，這就奠定了所作論斷的可信性和真實性基礎。其次，要將出土文獻、傳世文獻結合起來進行互證互校研究，以求其原真面貌。這在該書各篇中幾乎都可找到佳例，此處不贅。最后，要將文獻材料和考古材料密切結合，進行綜合研究。作者對商周青銅器及銘文素有研究，2002年曾出版《金文斷代方法探微》一書，可見其對金文熟稔程度。該書大量引用青銅器銘文以證其說，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中國考古學》各卷，更是作者時常參閱的著作。只有正確認識和把握出土文獻、傳世文獻和考古材料的關系，作出的論斷才具有更大的可信性、說服力，為廣大研究者和讀者所認可。

當然，由于掌握材料的多寡不同、看問題所持的角度有別、運用的方法存在差異，不同學者對同一個問題研究的結論也不會完全一樣，諸如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問題、周厲王的評價問題等，我尊重作者的觀點，但也認為這些問題都是可以繼續研究、討論的。（作者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