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 黃樹東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制度與繁榮：一個新世界的開始》一書，是筆者2011年《中國，你要警惕》出版以來，觀察閱讀和思考的結果。

　　2016年的歷史現象表明，美國經濟在三個層次上都出現了問題，損害了許多中下階層的利益，導致了漫長的低增長

　　在寫作過程中，我的案頭上一直翻開著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它是分析歷史事件的典范，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品。任何重大的歷史現象，必然有深刻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原因，尤其是經濟原因。這些重大歷史現象中的個人在某種程度上是被歷史推動的。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我們需要用這個方法來客觀地看待2016年及以后西方的某些現象和個體。這也是本書試圖要做的。

　　我們需不需要深刻理解這些歷史現象背后的原因？從經濟上看，這個原因是不是就包括經濟制度、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經濟制度、經濟結構、經濟政策是經濟上的幾個不同的層次。如果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我們是不是就會得出結論：2016年的歷史現象表明，美國經濟在這三個層次上都出現了問題，損害了許多中下階層的利益，導致了漫長的低增長，導致了美國的相對衰退？這大概正是許多美國中下層的看法。

　　進一步講，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我們是不是還會得出另外一個結論：假定在經濟制度上我們搞美國那種市場經濟，在經濟結構上也搞“后工業化”以及“去工業化”衍生而來的“輕資產經濟”，讓第二產業的比重同美國相似，在對外經濟關系上讓產業和資本大規模外移，或過度地把國內市場讓給別人，我們會不會出現類似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呢？答案是可能的。而且，結果更慘。因為人民幣還不是美元那樣的世界貨幣，中國還不像美國一樣控制了許多關鍵技術和產業，北京、上海的金融街還沒有取代華爾街，而且美國人均收入遠遠高于中國。避免美國的經濟制度，避免美國的經濟結構，避免美國的對外政策大概是這些歷史現象給我們的啟示。這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方法。

　　建立在新古典基礎上的那些發展經濟學，沒有認真解構發達國家發展的真實經驗，因而為發展中國家開出的藥方的功效是非常有限的

　　這本書不僅希望為中國也希望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一點借鑒。筆者一直認為，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的那些發展經濟學，固然有許多經濟學上的貢獻；但是，它們沒有認真解構發達國家發展的真實經驗，因而為發展中國家開出的藥方其功效是非常有限的。

　　單純從新古典、從市場均衡來尋求經濟發展，成功的例子非常少，而失敗的教訓比比皆是。這是為什么呢？新古典經濟學，或者原教旨市場經濟學為什么沒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解決經濟發展的鑰匙？這就需要我們不從新古典理論，而是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當中去尋求發展的真實原因。

　　從《大國興衰》開始，筆者就采取歷史研究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和經濟學。這個歷史的研究方法，在本書中得到進一步的延伸。書中試圖利用大量的經濟數據來證實或證偽某些流行的經濟理論上的假定。比如，我們用數據表明，單純的市場經濟注定是貧富懸殊極大的經濟，是低增長的經濟，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如果讓市場經濟自然演進，可能就會變成泡沫市場經濟，變成金融殖民主義的經濟，釀成金融危機。原教旨市場經濟學家們，包括中國的某些學者，在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演繹概念，而沒有深入地研究歷史和現實，從而出現概念的邏輯和歷史的邏輯脫節的現象。當概念的邏輯和歷史邏輯脫節的時候，就出現了市場空想主義或市場烏托邦，有時候就變成了類似于“針尖上可以站幾個天使”那般的爭論。

　　新古典市場經濟學犯了一個片面性的錯誤，一個缺乏辯證法的錯誤，那就是無視市場經濟的二重性

　　新古典市場經濟學除了缺乏歷史和邏輯統一的研究方法以外，還犯了一個片面性的錯誤，一個缺乏辯證法的錯誤，那就是無視市場經濟的二重性。市場經濟一方面是資源配置的方式，另一方面是一種經濟關系。資源配置是通過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而發生的；人們之間發生經濟關系的同時就推動了資源的配置。這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如果我們要全面了解市場經濟，就必須從這兩個方面入手，這就是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新古典經濟學用資源配置來取代經濟關系，就把經濟學庸俗化了，也就失去了解釋現實經濟的能力，永遠無法自圓其說地解釋：為什么有2008年的經濟危機？如果只從資源配置的角度出發來看待市場經濟，它就永遠是均衡的。這就違背了客觀事實。

　　其實，只要我們檢視實證的材料就會發現，市場經濟無法達成“一般均衡”的原因，就在經濟關系方面。這種經濟關系導致了貧富懸殊，從而導致需求不足、投資疲軟，導致過剩，導致資產泡沫，這些都是資源配置的扭曲。不僅如此，上述過程還導致了一般價格的扭曲，導致經濟的全面失調和危機。市場經濟的經濟關系和資源配置，是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的。如果我們研究歷史，就會發現，西方的經濟歷史里面，政府總是通過經濟關系入手來解決資源配置方面的某些大問題。市場經濟關系導致需求不足投資疲軟，從而導致經濟增長非常緩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力求為過剩尋求市場需求。第一，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這個提高總需求的手段可能是戰爭，也可能是擴張國土吸引移民。這兩個手段都屬于廣義的經濟關系，而不屬于市場自發的資源配置。第二，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則是通過更加直接的調整經濟關系，來解決資源配置的扭曲，解決經濟危機等問題。比如，羅斯福的“新政”就是通過局部調整經濟關系，改善資源配置扭曲的現象，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入高收入階段的。

　　西方經濟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政府從來不是簡單的“守夜人”。從調整經濟關系、從調整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扭曲這兩個角度看，政府有天然的職責調整資源配置，使之更加合理。當然，不能走極端，既不能搞市場放任，也不能搞政府包辦一切。任何真理多跨出一步就成了謬誤。新古典市場經濟主義多跨了不止一步。

　　新古典經濟學還有一個毛病，那就是僵化，還沒有量化觀念

　　在方法論上新古典經濟學還有一個毛病，那就是僵化，還沒有量化觀念。它反對政府作用的邏輯是這樣的：政府干預扭曲了價格，從而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在亞當·斯密時代，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對價格的影響，微乎其微。斯密在《國富論》里面陳述的是他那個時代政府和市場關系的事實。他試圖把他那個時代的現象歸納成普遍的永恒真理。這其實無可厚非，因為他沒有見到更有效的政府和市場關系。關鍵是那些后繼者們，在當今時代依然刻舟求劍，把亞當·斯密那個時代的現象當成永恒的真理，而罔顧現實。

　　現實是什么呢？現在，關于政府該不該影響價格已經成了一個偽命題。即使在美國，政府對價格的影響也是一個基本前提，一個既存事實，一個給定的變量。政府對價格的影響是當代市場經濟運作的基本條件。1929年，美國聯邦支出占GDP的2.99%。在那個年代，說政府沒有影響價格可能是一個歷史事實。然而，到了2017年，美國聯邦政府支出已經占GDP的20.5%，還不是一個市場主體？這占GDP20.5%的美國聯邦政府支出，不會對資源配置產生影響？不會影響價格？只有過分天真爛漫的人，才會說“Yes”。所以，斯密那個時代已經成了歷史，斯密圖解的那個時代已經不復存在。我們要有我們時代的經濟學，這個經濟學必須承認政府對價格和資源配置的影響這個市場經濟的現象或事實。

　　新古典經濟學無助于解決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的。市場自發的資源配置是無法實現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個目的的。微觀經濟學通篇閉口不談社會經濟的目的。生產什么、為誰生產都由市場決定，而市場不會自發地以上述目的為目的。這不僅是許多市場經濟的現實，也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特點。不僅如此，如果我們假定市場配置資源能夠自動實現上述目標——“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那它就成了市場經濟一般的目標了，而不是中國特有的了，那也就成了美國這類市場經濟的目的了。按這個荒謬的邏輯走下去，可能連我們社會的這個主要矛盾都要被否定了。簡而言之，為了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政府必須對經濟實施必要的干預，讓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有利于達成上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