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司登記高達數十萬家，舉凡公司設立、發行新股、公司合併、分割等公司組織行為，如事后發現該行為有瑕疵，如何認定有瑕疵？由誰認定？該貫徹法治精神，還是保護交易安全？往往發生不少爭執。對此，我國立法喜歡用「刑事判決確定→檢察機關通知→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的方式，現行公司法第9條第4項規定：「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經裁判確定后，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即為著例，另如有限合伙法第9條、商業登記法第29條等也有極為類似的規定。這種立法模式過去在學理以及司法實務上早已有不少爭議，日前行政院及多位立委等提案，欲將條文中「有偽造、變造文書」修正擴大為「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情事」，其理由主要在于「有法院在認定上採狹義見解，認為不包含業務上登載不實罪。為杜爭議，修正如以上所示，以資明確并利適用。但這樣的草案，勢必有許多法理上的問題。

　　按刑法所謂「偽造文書印文罪章」，指的是刑法第二編分則內第十五章之罪，從第210條至第220條共計11條，內容包含甚廣，如行為主體、行為對象、前后階段等均有不同，甚至還有專科沒收的規定，里面有如「偽造公文書罪」的刑法第211條：「偽造、變造公文書…」，所謂公文書是指公務員于職務上制作之文書，例如判決書、死亡證明書、檢驗合格證書…等。另有「偽造特種文書罪」的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于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本罪大多是為圖一時便利或求職謀生，立法者認為情形實有可憫之處而特設本罪，例如畢業證書、考試及格證書、汽車牌照等。不知這些犯罪與「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什么直接關系？再如依據草案內容，將擴大至第213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于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此種屬于身分犯之特別犯罪也難以理解與民間企業「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什么直接關系？這樣「一網打盡」的修法是否有違法治國「不當連結禁止原則」？頗有疑慮。

　　其次，由于「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情事」的結果會導致「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的嚴重結果，對人民權益影響甚大，憲法所要求的法律明確性原則就特別值得重視。對此，司法院多號釋字中提出以「可理解、可預見及司法可審查」作為其判斷標準，另釋字第636號更具體指出「基于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使受規范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并使執法之準據明確，以保障規范目的之實現」。因此，「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情事」到底是指哪些情事？何以這些情事會與「公司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關？這樣規定方式是否能使人民可以「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并使執法之準據明確，以保障規范目的之實現」而符合法律明確性要求，有很大的疑問。

　　再者，「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內之罪各有不同之保護法益與規范目的，在刑度上有重至「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11條），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第214條），亦有輕至「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第212條）者，各罪刑度間相差頗巨，這顯示立法者對于不同罪名的行為嚴重性與危險性等而有不同的刑度。依照草案內容，「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一旦判刑確定均將一律發生「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的結果，等于不問各該犯罪的嚴重性與危險性間差異，以及刑度高低不同等情形，此種不分輕重、一視同仁的處理規定，很容易在個案發生違反「比例原則」的危險。

　　最后，「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情事，經裁判確定后……」的規定看似明確，但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該些犯罪于偵查中檢察官多可予以不起訴或是緩起訴，如遇這種情形，是否符合此處所稱的「裁判確定」？還是一定要起訴后法院判決有罪才算，就有爭議。即便檢察官都起訴，也可能因為各罪名間被告不同、起訴時間不同、審級救濟不同等因素，其實未必能達到「裁判確定」明確無爭議之理想。因此，以擴大至所有「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情事」的立法方式，希冀解決主管機關據以撤銷或廢止公司登記之立法體例，本文認為并不妥適。

　　(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