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是當下發展進程中最突出、最迫切的問題，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中央把“三農”問題列為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年1號文件也是以解決“三農”問題作為政府的開年之作。然而，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舊在農村表現得最為突出。如何盡早還上“三農”的欠賬成為黨和國家最為關注的焦點。

　　4月3日，農業農村部正式掛牌。該部立足于統籌研究和實施“三農”工作戰略、規劃和政策，在農業部基礎上擴展了原來隸屬于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和水利部的農村相關管理職能，提高了農業資金使用效率，實現了農村土地資源的統籌利用，凸顯優先發展和加快發展“三農”建設的目標，也使得農業產業鏈管理更加統一。

　　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應明確“三農”問題形成的起因，才能有針對性地進行破解。

　　計劃經濟時期，為了參與全球化競爭和加快城市工業化建設的需要，國家運用了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城鄉二元結構，即糧食統購統銷、工農產品剪刀差和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戶口遷移制度，而在基礎設施和科教文衛上又實施城鄉有別的福利制度和差異化投入機制和治理機制，造成較大的城鄉差距。

　　改革開放后，雖然改革的起點是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國家也在不斷落地一系列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戶籍管理、勞動用工和社會福利制度總體上依舊被繼承下來，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經濟利益進一步驅動全社會各種資源稟賦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和聚集，農產品的生產、加工和流通難以形成有機聯系，農民更難分享農產品的加工和流通等增值收益，農村的土地、貨幣、資本、流通和貿易等高市場增值收益環節并未形成，城鄉差距在日益擴大，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矛盾趨于強化。

　　而今，造成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的體制機制并未完全消除，僅靠農業管理職能的擴展很難完成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的目標，“三農”問題的破解需要另辟蹊徑。

　　2017年10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第一個重點任務就是“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提出從創新農業產業組織體系、提高農業生產科學化水平和質量安全追溯能力等三方面入手。將供應鏈創新與應用提升為國家戰略，為建立適合當前體制機制下的農業智慧供應鏈體系提供了可能。

　　土地無法流轉導致農業一直難以實現規模化，以及在規模化基礎上衍生的工業化、自動化，導致國內農業經濟還處于農耕文明的近似完全競爭市場，即按照長期生產函數運行的邊際利潤為零、價格等于邊際成本模式，農民只能賺取其除勞動生產資料成本之外全部勞動所得的收益。

　　更為嚴峻的是中國農業經濟已然處于全球化市場競爭中。四家掌握全球糧食運銷的寡頭糧商控制著全球超過80%的糧食交易量，他們是美國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國邦吉（Bunge）、美國嘉吉（Cargill）和法國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在最近的中美貿易爭端中，美國的大豆和棉花率先被提出成為中國反制目錄的最優項。2017年美國向中國出口大豆達到3285.4萬噸，占中國整個進口的34.39%，也占美國全部出口大豆的62%。即便中國可以在巴西、阿根廷尋找替代的大豆供給，但其種子依舊來源于美國，寡頭市場結構并未改變。

　　當中國農業市場全部放開，可以想見內外市場組織架構嚴重不對稱的競爭對中國農業意味著什么。因此，在指導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中，應將創新農業產業組織體系作為首要項，鼓勵各類農村組織合作建立集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和服務等于一體的農業供應鏈體系，發展種養加、產供銷、內外貿一體化的現代農業；鼓勵承包農戶采用土地流轉、股份合作、農業生產托管等方式融入農業供應鏈體系。

　　這些戰略改變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需要漫長的改變周期，而且更需要外部環境的配合。而最快捷有效的農業供應鏈創新則需要依賴中國更具優勢的升級消費市場，以及高速發展的互聯網、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科技資源的介入。

　　在從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向信息文明躍進的進程中，互聯網時代最典型特征呈現為可以讓最個別化的需求與供給精準、高效地對接，可以低成本地實現從“面對面”到“點對點”的鏈接轉移。這樣，即便農業還無法實現規模化、工業化和自動化，但是也有可能依靠與信息技術和金融資源等有效融合直接實現農業智慧供應鏈。

　　中國經濟已經從傳統的“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拉動模式轉變為消費為主導的“消費升級、創新和新型投資”新三駕馬車，2015年到2017年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分別是66.4%、64.5%和58.8%，遙遙領先于其他要素。

　　與此同時，在互聯網及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市場消費特征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客戶化、即時化、便利化和主動（參與）化成為市場競爭中最關鍵的四個要素，消費市場也同時向奢侈品與低價產品擴展，高端農產品及伴生服務的休閑農業的市場規模也呈現高速增長態勢，“三農”直接關聯的土地、貨幣、資本、加工、流通和貿易等高市場增值收益環節也可以通過智慧供應鏈體系直接融入到農村各類組織架構中。

　　“三農”還具有豐富而新型的勞動力紅利。要知道改革開放成功的要素除了“三駕馬車”和融入全球產業鏈之外，還應該歸功于農民工進城的勞動力紅利。即便當下成長最快的快遞物流和外賣宅配也很大程度依賴于快遞小哥和外賣小哥的勞動力紅利。

　　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實體經濟愈發難以獲得資本的青睞，加上消費升級，距離消費端和資源端最近的市場更有潛力獲得包括資本在內的各類資源稟賦的匯集。加上互聯網、物聯網及人工智能的技術支撐，以高端農產品消費作為拉動起點的農業智慧供應鏈已經具有較強的發展動能。2017年國慶、中秋雙節中大閘蟹替代月餅進入普通百姓餐桌就是最好的例證，養殖戶、電商與快遞企業完全跨界融合為一個經營主體。

　　當下農村和農民還遠不具備主動參與農業智慧供應鏈體系的能力，這就需要從消費端入手，由流通環節經營主體發起并連接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和服務等環節，形成農業供應鏈逆向拉動網絡，在國家政策扶持和激勵下，進一步吸引資本、信息、管理、技術和各類資源稟賦，拉動和引導農業全產業鏈資源配置優化，將農業生產型向消費導向型轉化，構建全新的一二三產業融合關系。

　　因勢利導、借勢而飛，以消費拉動的農業智慧供應鏈才是破解“三農”問題的最佳路徑。

　　（作者系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