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銀行客戶絡繹不絕

銀行作為經營貨幣的商業機構，吸收存款是基本的業務之一。外資銀行在近代中國開展活動之初，即比較重視存款業務。以匯豐銀行為例，1865年3月3日，剛成立的匯豐銀行在營業公告中宣稱：在該行開立往來賬戶，每月根據最低余額按年息2厘計息。定存利率為：3個月，年息3厘；6個月，年息5厘；12個月，年息6厘。此外，該行還將從每年盈利中，提撥一部分作為顧客往來賬戶余額的紅利，存款人不管是否銀行股東，均可平等享受此種紅利。結果，在開業僅1個月后，該行往來賬戶的數量已經超過預期。

【資料圖】

為母國在華公司企業或派出機構等提供金融服務，是外資銀行的重要職責。外國在華公司企業或政府派出駐華機構等紛紛在各外資銀行開立往來存款賬戶，由外資銀行代理其日常資金往來。如20世紀30、40年代，許多美國在華公司企業等都是上海花旗銀行的往來存款大客戶。除此之外，外資銀行一般將吸存的重點對象鎖定中國本土客戶。根據近代中國歷史的演變軌跡，可以將外資銀行吸收中國人存款情況劃分為前后四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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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府時期

1923年，正在建設中的匯豐銀行大樓

以匯豐銀行為例，自19世紀80年代起，在吸收中國人存款方面呈現兩種趨勢：一是開展小額儲蓄存款業務，吸收平民百姓的存款；一是積極吸收官僚豪紳的巨額存款。就后者而言，19世紀80年代初期，匯豐銀行剛進入天津，京津地區的達官顯貴們即紛紛將私有錢財存入匯豐天津分行。當時滿清政府慶親王奕劻被御史參奏私存匯豐銀行銀120萬兩，戶部奉命追查，匯豐銀行則以行規不許透露存款人情況為由拒絕調查，“頓時傳為社會新聞，為其信譽作了一次義務宣傳。此后，一些藏有巨款和金銀珍寶的官僚，無論錢財是非法所得還是合法所得，都把匯豐看作“避風港”。另據匯豐天津分行買辦吳調卿的后人回憶稱：李鴻章故后，其在匯豐銀行的存款本息合計為銀150萬兩。除匯豐銀行之外，其他許多外資銀行在京津地區的分支行處等，也成為吸收官僚豪紳巨額存款的重要機構。在漢口，“由于匯豐派頭大，牌子硬，吸收的存款為數特巨。有時還要托人疏通買辦，才能存入。特別奇怪的是，后來竟逐漸演成由顧客自動放棄利息，直至匯豐反要索取所謂手續費或保管費。取款時，哪怕相差天，也不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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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時期

位于外灘24號的日本橫濱正金銀行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滿清政府的統治被推翻。由于種種因素，新成立的民國南京臨時政府處于內外交困之中，整個局勢動蕩不定。此時期，在漢口，許多軍閥、官僚、地主及富商等紛紛將大宗現款存入花旗銀行，以規避風險。同一時期，在天津，日資橫濱正金銀行所吸收官僚富商存款，僅是清室的慶親王奕劻、兵部尚書鐵良、內務府大臣增崇、軍機大臣那桐以及軍閥段芝貴、倪嗣沖和怡和洋行買辦梁炎卿等少數人，就不下數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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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時期

位于漢口的美國花旗銀行與匯豐銀行

1914至1918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中外貿易受阻，中國政府舉借外債減少，但是匯豐銀行吸收中國人的存款快速增加。“因為中國有錢的官吏和商人怕把錢存在當地銀行會被軍閥們突然提走，常常想方設法把他們的錢隱蔽起來，于是他們把白銀運往上海和香港，存入英國銀行，特別是在匯豐銀行開立存款戶和往來賬戶。到歐戰結束時，匯豐銀行吸收的存款大為增加，這就彌補了因缺少政府借款和國際貿易脫節而帶來的損失”。一戰爆發后，漢口花旗銀行大班曾得意地說：“世界大戰發生了，美國是中立國，花旗是可靠的銀行，中國人的存款馬上都會自然而然地送進花旗來。”果然，許多新老軍閥、貪官污吏、富商巨賈等陸續將私有款項存入花旗銀行。盡管該行在吸存方面比較挑剔，如存款1000元方能開戶，只吸收袁頭現洋、庫平現銀，存期起碼半年，年息1.5厘至2厘等，其存款額還是很快由一、二百萬元增至四、五百萬元。北京花旗銀行吸收存款，獨出心裁，在存款單據上特別標明“北洋大頭”字樣，以示取款時用現大洋支付，不受政局動蕩及金融波動影響。結果，“這一措施，使得當政顯要、下野官僚、前清遺老、首都紳耆紛至沓來，無不趨之若鶩。諸如清室攝政王載灃、貝勒載濤、遺老姜桂題、王懷慶，軍閥李純、蔡成勛，顯要何豐林、張作相以及崇文門關監督胡若愚，農商部司長王懷清等均在該行有大批存款。其中僅就曹錕賄選一項，參眾兩院議員受賄分贓不下五、六百萬元。其中80%以上，被該行吸收為長短期存款”。截至1919年底，花旗銀行分支機構在世界各地吸收的存款額分別為：紐約199.1萬美元、巴拿馬536.9萬美元、圣多明各660萬美元、菲律賓589.5萬美元、海峽殖民地202.4萬美元、荷屬東印度215.7萬美元、英屬印度1348.6萬美元、日本808.8萬美元、英國407.7萬美元、中國(華北）3084.6萬美元、中國（華南)1085.7萬美元。花旗銀行在中國吸收的存款額約占其國內外分支機構全部存款額的將近一半，由此可見在華分支機構對該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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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國民政府時期

位于東交民巷的麥加利銀行（渣打銀行）

1927至1937年，即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前10年間，內憂外患重重，外資銀行在華依然吸收了巨額的存款。截至1932年，匯豐銀行存款額增至93163萬元，相當于同年146家中資銀行全部存款額的42%。據1936年東亞研究所調查，在華外資銀行的存款共有35300多萬美元，其中匯豐銀行占43%，麥加利銀行占17%，花旗銀行占12%，3家銀行合計占存款總額的72%。1937年7月抗戰爆發后，外資銀行更是利用自身特殊優勢，努力吸收中國人的存款。據北平花旗銀行業務月報記載，1938年8月，盡管該行儲蓄存款利率已由此前的2%降至1%，儲蓄存款數額仍繼續增加，總額為1年前的3倍（即1937年8月儲蓄存款為58.6萬元，1938年8月為189.9萬元）。上海花旗銀行利用地處租界的優勢，存款業務也十分興盛。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進占上海租界，接收租界內英美等國銀行。后據日本人的調查，當時中國各政要等在外資銀行的存款情況，統計如下表。

通過上述分時期考察可以看出，近代中國社會，連年戰亂，局勢動蕩不定，外資銀行利用自身種種優勢，始終是吸收中國人存款資金的重要處所。關于其中的復雜原因，據時人分析稱：第一，“外人在華依照條約，有設立銀行之權利，而無相當之限制”；第二，“外人在華有租借地、租界之武力保障，及領事裁判權之法律保障”；第三，我國“內亂頻仍，內地資金集中通商大埠，權貴富紳資財多存于外商銀行”，而“失意政客逃往租借地或國外者，其資財多存于外商銀行”；第四，“我國無管理外商銀行之機關，亦無完善之銀行法規”；第五，我國“關稅、鹽稅因擔保賠款及外債，均存外商銀行”；第六，我國“幣值漲落無定，人心不安，乃競購外幣，存入外商銀行”；第七，“因外商銀行庫房之堅固及租界之特殊情形，華商銀行及錢莊多將大數庫存托其保管（俗稱寄庫）。”源源流入的存款資金，為外資銀行不斷擴張在華活動提供了雄厚的基礎。

標簽： 號稱官僚豪紳財產避風港 舊時外資銀行斂財也瘋狂